最怕罪恶以爱之名发生,
以美之名侵犯。


昨天,是林奕含去世3周年的日子。

2017年4月27日,那个美丽的女作家,用上吊的方式,离开这个繁荣又肮脏的世界。

年仅26岁。

她本可以一生锦绣,一路光明。
本可以洁净地爱,丰盛地生。

一望无际的光明。
漫山遍野的梦……

但一切,都在13岁那年被毁。

13岁,她被培训老师强暴。

那天,老师说,你的程度这麽好,不如每个礼拜交一篇作文给我吧,不收你周点费。

她听话地下楼了。

老师在家等她。桌上没有纸笔。

他掏出来,我被逼到涂在墙上。
老师说了九个字:“不行的话,嘴巴可以吧。”
我说了五个字:“不行,我不会。”
他就塞进来。那感觉像溺水。
可以说话之后,我对老师说:“对不起。”有一种功课做不好的感觉。

成人世界里的肮脏,男人的狂妄和阴险,将童真残酷地撕碎。她千疮百孔。他志得意满,心满欲足。

但她沉默下来。因为他说爱。“我爱你,我喜欢你……我……”

他是远近闻名的人,懂文史,饱读诗书。

她崇拜他。

他以古诗为媒,以美为名义,以爱为借口,甚至以慈悲做托辞,迫害她的身体。

他说:“我是——窥之正黑,投以小石,洞然有水声。”——在双关小女生的私处。

他说:“你一身都是风景。”——令她悲愤羞惭。


可是,基于自认为脏,基于她觉得自我嫌弃,基于对洁净的爱丧失信心,基于她急需安慰,基于社会对强奸受害者的恶意,基于她认为自己配不上更好的世界,基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……她沉默下来。

然后,在凶手那里,在深渊里,寻求爱。

她爱上了他。

她甚至想,哪怕是兽性,也只对我一个,我也能心安。

她说,我像只中枪却没被拾走的动物,宁愿被吃,也不愿孤单死去。

但是,他并未停止。他继续寻找猎物,侵犯别的幼女。他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后宫和乐园。

有一次,她亲眼见到他和女生的苟且。

上学期……期末考前几天,我看见你和一个小女生。

我在二楼,雨棚如乌云,眼神从佛教哲学的正道溜出去,遥见你颜楷般筋肉分明的步态,她很矮,仰望你,像楚辞的那章——天问。

我可以看见她的脸,鸭蛋脸游离于寤寐,像还在床上,不是眼睛在张望,而是粉红睡痕。

战兢的媚态,我太认识了。

一时间欲聋欲哑。

只恨二楼跳不死人。

但老师说,这是“泛爱”。

他引阿房宫赋:“一日之内,一宫之间,气候不齐。”

他乐在其中,并流连忘返。

可是,他没有兴趣、也没有功夫去想,之于所有被污的女孩,奸淫留给她们的,是自我怀疑,自我贬低,自我摧残。

踉踉跄跄的爱和溃败。
支离破碎的尊严。
暗无天日的困局。

他不想知道。
他只有兽性。

而他的兽性,都是以文学的名义发生的。

她在脸书上说:

坐拥她们,如果你与文学切割,承认兽性,或许我会好过一点。

但不,你一面念《诗经》,一面插着蒹葭。

抽出来,蒹葭沾着白露。

她终于病了。

她不再能阅读,所有与文学有关的,都成一种不由分说的、幽暗闪烁的凌辱。

没有人知道,她每天拉开领口,望下看见乳头外一圈齿,想沿着齿痕的虚线剪开,把性征丢掉。

从往昔转来的疼,经过她的肉身,经过她正在摇摇欲坠的灵魂。

她在医院检测,得到精神病的诊断书。

补课老师当然知晓,但无动于衷,亦无惊无惧无痛。

像与己无关的事情。
像自己毫无罪责,一身无辜。

她被迫休学。

住进精神病院。

在那里,她和一个叫森森的病友在一起,有一回,看见森森脱衣服,一看,她强烈地感到:森森活不久了。

果然,她离开精神病院不久,森森死了。

新闻出来后,电视上给森森打了马赛克,但她依然认了出来。


那时,她还不想死。

她是乖的。

她听话地看书,也听话地“不伤害自己”。

不言不语,不骄不躁,不打不闹。

没人相信她会死。也少有人相信她有病。

学校里的老师们甚至说,“精神病我见多了,没有像你这样的。你是哪里搞来的诊断书?”

而更残酷的是,对于那个怀揣一本被污女生名册的老师而言,女生的自杀,是一种伟大的恭维。

也曾有女生自残。他听了,无愧疚,无不安,反觉得是自我魅力的证明。

居然有人为我要死要活,我真的挺厉害的……

林奕含逐渐绝望。

人生恰如凌迟,每一寸时光,都是酷刑加身,一步步地,将她推到深渊里去。

她说,如果一个女生自杀了你就收手多好。最可怕是,揣着老师的身份,一面吟诗,一面犯罪。

学问何辜?
书页多么清白?

她开始写文章。

她试图用文字自我救赎。

她说,写文章屏蔽又回护官能,伟大的心灵围观、包庇我的噩梦,抬举灵魂,希望臭酸肉体鸡犬升天。

她告诉大家,在被性侵后的日子里,沉默不语,不代表默许,而是在装睡。

云淡风轻,全是墨劓刖宫;
曲意逢迎,尽是笞杖徒流。

26岁的林奕含,在2017年年2月,出版了个人第一本小说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。

她记录了一切。

小说中, 13岁的女主角被补习班老师性侵,最终发疯。

有媒体问:“是你吗?”

她沉默半晌,终于否认。只说:“是真的。由身边人的经历改编……”

3月时,她接受台湾女人迷网站的采访,又说:

“但我所知的就是,已经疯了的人,不会变成不疯;
已经插入的,不会被抽出来……
我所知的就是这样,我非常痛苦非常生气。已经吃进去的药,不会被洗出来。”

同时她也对读者表示:“当你在阅读中遇到痛苦,或不舒服,我希望你不要认为‘幸好是一本小说’而放下它,我希望你与思琪同情共感。”

5月,她自杀。
彻底告别人世。

她离开之后,全民轰动。

她以自己的死,撕破一道口子,将成人世界里的阴暗腐烂,尽数推到我们面前,说:你看,成有的恶,都会有沉默的羔羊来承受。

所有的伤害,都不会消失。

性侵后遗症潜伏多年,最终还是会要人命。

这种现象,在心理学上,有个专有名词,叫PTSD创伤症后群,即创伤后应激障碍。

个体经历深度创伤后,因种种原因压抑下来,长时间积累,但不会消失。

倘若被某些事件激发,就会造成自伤、自残等应激反应。

林奕含如此。

更多性侵受害者,也是如此。

林奕含不是孤例。

据台湾“卫生福利部”已记录的数据(不考虑隐案率),仅在2016年,仅台湾就有约8100人遭受性侵害,其中超过80%受害人都是女性,半数受害人未成年。

而另一桩长期性侵幼女案,也在近期,刷屏14亿中国人的朋友圈。

那个男人叫鲍毓明。
养女化名李星星。

和林奕含案的老师一样,这也是一个成年男人,以充足的法律知识,游走于法律边缘,诱捕一个个幼女,来满足自己的恋童癖的新闻事件。

但因他洞悉规则。
控制一切。

又因为体力、智力的优势,
他毁灭不利的证据,
保留甚至制造有利证据,证明二人是你情我愿的恋爱关系。


法律对他无可奈何。

只剩那个刚满14岁就被性侵的女孩,一次次地自杀,陷入重度抑郁,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。

电影《不能说的夏天》也由真实案件改编。


它讲了一个女学生,被老师性侵。而老师同样是多起性侵案的嫌疑人。

但因为长期受控,维权难上加难。

受害女生就在梦里无意识地自杀。
在海浪中无意识地沉溺。
面对喜欢的男生,自觉肮脏,配不上。


更可怕的是,这个社会对她毫无悲悯。

大家说:如果是被性侵,你为什么不说?你为什么不说?你为什么不说?

她无言以对。

她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侵犯后,还要靠近恶人。

于是,众叛亲离。

女生母亲骂她贱货。
李星星被人当成援交少女。
林奕含妈妈则说,师生恋是女生自己发骚。

她们承受着身体的耻辱,精神上的溃败,舆论上的攻击,亲情上的抛弃,蜷缩在阴暗的角落。

而这种状态,又逼着她更紧密地靠近凶手。

因为只有他一人,不会真正嫌弃她。

林奕含与李星星的悲剧,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。

罪犯的奸恶,家庭的冷漠,父母的失职,性教育的缺乏,社会文化的扭曲,舆论的嗜血性和嗜腥性,民众的偏见,心理救助的不完善,取证艰难,保护系统不完善,诱奸犯难以被绳之以法……

种种因素导致,性侵的罪行,竟由受害者来承担。

因此,林奕含才悲哀地说: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,是房思琪式的强暴”。

比越战更甚。
比集中营更甚。
比核爆更甚……

但这种“大屠杀”不会停止。

它会改头换面,在中国,在北上广,在城市,在农村,在你我身边,继续上演。

如何面对,成了最最重要的问题。

你当然不能奢望人间都是天使。

恶魔更不可能良知发现,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。这都是童话式的幻觉。

恶魔自有自己的哲学,可以合理化自己的罪行。

因此,在悲剧发生后,他们不会悔过。

他们只会反思:该如何更便捷,更保险,更滴水不漏,更不为人知,更能逃脱指摘和避开罪责?

于是,恶魔会更用心地打造假象,用文字来化妆,用才华做迷香,用谎言挖陷阱,用名声与钱财做诱饵……让更多女孩跳进去,成为他的猎物。

《不能说的夏天》剧照
我们能做的,不是祈祷,也不是自欺欺人。而是给罪恶更多笼子、绳索和刀;

给女孩更多保护;

给性侵受害者更多善意;

给儿童带去更多科学的性教育。

告诉他们:这是什么,那是什么。这可以,那不可以。另外,无论发生什么,爸爸妈妈都会保护你,爱你。

给孩子说“不”的权利,并尊重这个权利;
给凶手更公正的制裁;
给罪行以不容忍,给强奸以不辜息。
给受害者更专业的心理救助。

给女孩更多爱:亲爱的宝贝,生命远比贞操重要。我们爱的,是一个真实的你,而非想象的完美儿童。

如果发生不测,请记得,你不是一个人!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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